最低工資驚恐症

最低工資步入第三個年頭。回想三年前有企業代表預告的後遺症，如大量裁員、勞工過剩，全部無影無蹤。統計處最近公佈去年的就業數據，顯示最低工資實施後，低收入的階層收入錄得較顯著的增長。似乎最低工資在香港，暫時仍是利多於弊。

統計處的調查在去年5至6月進行，結果發現時薪28元的打工仔，比前年減少一半。由於同期失業率變動不大，相信大部份打工仔獲得加薪。而飲食、零售、保安清潔及安老院舍等低薪行業的時薪，按年升了5.6%至7.5%，跑贏在入息中位數的打工仔4.6%的增幅。

去年仍有21萬人時薪少於30元，即未達將於5月生效的30元最低工資的新水平，估計他們大部份在5月會獲得加薪。當然，在租金、車費等價格急漲下，低收入人士生活質素未必會有很大改善，但起碼可避免他們墮入貧者越貧的境地。

企業自行調節　減負面影響

為甚麼香港企業面對最低工資的成本壓力，也沒有出現他們初時警告的裁減人手等現象？美國經濟學家史密特（John Schmitt）上月完成一份報告，為最低工資破謬。史密特指出，所謂最低工資增加，會損害就業的講法，學術界其實未有定論，有研究甚至得出最低工資增加就業率的結果。

史密特指出，越來越多研究指向同一個方向，最低工資實施後，往往產生一系列調節效應，消弭所謂的負面效果。

其實，我曾提及過部份調節效應，其一是企業內功心法。最低工資促使老闆給管理層「捽數」改善效率，減省無謂開支，又或適量加價。大家樂（341）管理屬兩年前將最低工資形容為洪水猛獸，盈利短暫受挫。但憑住不斷轉換菜式，提升利潤，去年底交出漂亮的中期業績，半年多賺16%。與美國很多企業一樣，大家樂只要努力經營，絕對有能力克服最低工資。再者，高收入人士儲蓄比例遠高於低收入人士。低收入人士賺多了，也會通過消費，回流至企業的口袋，彌補它們的損失。

史密特提出另外兩項調節效應，相當具參考價值。有學者訪問了美國僱主，嘗試了解他們如何應付最低工資加幅。結果發現，半數僱主會透過延遲加薪給資歷深、高職位的僱員，又或減少他們的花紅，去補貼低薪員工。90年代，美國有較大型調查，得出類似的結論。換句話說，在一家企業裏頭，最低工資已有助拉近打工仔收入差距。

流失率降　省招聘培訓成本

過去有不少研究指出，工資太低，僱員會持「做又三十六，唔做三十六」的心態，生產力倒退。長期不願意調高薪酬，代價是流失率高；由於低收入僱員一般要背負家庭責任，照顧小朋友，又不懂得上網，通常對求職的資訊相對不敏感。企業額外要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做面試、新員工培訓工作，這些成本，隨時令企業得不償失。 

美國麻省大學經濟學家Arindrajit Dube等三名學者去年在美國進行跨城鎮的調查，找到實際數據證實，最低工資增加後，該城鎮快餐廳流失率會相應下降。企業因為最低工資增加開支，但亦改善員工流失率，節省了重新招聘、培訓等成本。

這些以前被忽視的調節效應，還有待更多數據和研究去論證，但近年多項同類研究的結果，使到越來越多美國經濟學者對最低工資改觀。

長期擁護自由經濟的《經濟學人》，亦由質疑最低工資，轉向認同措施利多於弊。輿論越來越支持最低工資政策，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在上月提出，希望最低工資由現在每小時7.25美元（約56港元），加至每小時9美元（約70港元），更有意把最低工資與通脹掛鈎，革新最低工資的檢討機制。

香港的最低工資的水平，只是每兩年檢討一次，機制是找勞資雙方的代表開會討論。勞資代表在上一次的檢討弩張劍拔，資方又祭出危害就業等一大堆理由。最後，最低工資水平只加兩元，兩年增幅只有7%，仍然大幅跑輸通脹。

我不期望，香港資方在現階段能接受最低工資機制與通脹掛鈎。但希望在明年的檢討時，不會再有信口雌黃的論調，讓意識形態取代理性討論。

丘亦生

Ref.: Apple Daily